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三十年,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可大致分为四个时期。(1)过渡时期。经济理论界主要是学习、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大跃进时期。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犯了“左”的错误,在经济理论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也是“左”的观点。但是也要看到,每当党中央纠“左”的时候,理论探讨就比较活跃,例如,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价值规律、速度、比例与综合平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社会主义人口理论等问题都引起过热烈讨论,并取得一些进展。(3)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学术环境总的说来比较宽松,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有新进展。如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再生产三大问题的讨论,都是以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为背景,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紧密相联的。(4)十年内乱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遭受严重摧残,许多基本原理受到粗暴的歪曲,不少经济理论工作者被打成“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但粉碎“四人帮”之后,广大的经济学者又热情洋溢地投身于拨乱反正的斗争,坚持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回顾建国后的三十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主要偏向是教条主义。突出表现在:(1)认为我国在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即进入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但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去认真思考建成社会主义需要具备什么基本条件,社会主义还有没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处于什么阶段。(2)关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所有制结构,不顾我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的现状,照搬前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认为“越纯越好”,对于已有的公有制经济也是“越大越公越好”。(3)根据经典著作,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生产,因此人们普遍接受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商品“外壳”论。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仍有不少人坚持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不存在实质上的商品。(4)人们普遍认为,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大体上应该与《哥达纲领批判》的论述相同,不承认在商品经济条件下,除以按劳分配为主之外,还应该有其他分配方式,按劳分配本身也应有现阶段的特点。(5)根据经典著作,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社会主义)全社会应成为一个大工厂。因此,全民所有制的独立的经济地位没有得到承认。(6)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意味着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部门的分配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应该完全由社会中心(国家)直接调节,从而排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7)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是完全对立的。人们往往用简单对比的办法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而资本主义没有任何值得借鉴的地方。改革开放二十年后,再回过头来检验过去,上述观点的片面性和简单化是何等明显,但它们却是那个时代颇为流行的思想。
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在“左”的影响下教条主义盛行一时,但仍有不少经济学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独立思考,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突破了斯大林模式的思想框框。有些学者不顾个人安危,在已经受到政治迫害的情况下,冲破重重阻力,提出了系统的独到的见解,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我国过渡时期行将结束的时候开始,经济学界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不少新观点。例如,有人主张,按等价交换原则进入交换过程的就是商品;有人认为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的决定性条件,只要有社会分工,就有商品一般,它同生产方式无关。这些都突破了商品只能在私有制下产生的陈旧观念。与此相联系,不少同志从按劳分配,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内部各单位之间具有相对独立的物质利益,劳动力的个人所有制等多方面去探求商品生产存在的原因,认为全民所有制内部交换的生产资料也是实质性的商品。这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商品生产讨论相联系的是,人们对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也提出了不少新观点,突破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认识。
正因为对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新探索已经触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商品属性,必然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一系列问题的研究起着有力的推动作用。例如,由于认识到在国民经济各领域都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提出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问题,探讨了在国家统一计划下企业如何进行独立经营,国家与企业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等。由于认识到商品生产的普遍存在和价值规律的重要作用,于是经济核算和经济效果问题就提上了研究日程。不少人认为经济核算是适应价值规律的要求、有效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一种方式。不少同志认为,经济效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价值规律作用的核心问题。有的经济学家还把“以最少的社会劳动消耗,有计划地生产最多的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红线”。由于肯定了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生产和交换仍然起着调节作用,实际上就已接触到社会主义经济的计划性和商品性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总起来看,从建国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开始建立并有一定进展的三十年,同时又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曲折中前进的三十年。回顾这一段历史,既要看到时代的局限性,又要看到老一辈经济学家开创的业绩。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二十年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的划时代的飞跃,是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三十年已经取得的理论突破紧密相联的。